盛宣怀，是晚清赫赫有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，官办商人、买办，被誉为“中国实业之父”和“中国商父”。1916年，盛宣怀辞世，盛家为其举办了盛大的葬礼。翌年，即1917 年11 月19 日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社会新闻版《盛宣怀出殡纪盛》收录了相册的一些照片，近来一家拍卖公司拍卖此影像，“新浪照片”也转发了。好在我近来再做有关礼仪的图录，找到了这份百年之前上海葬礼的资料，也是倍感欣喜。于是发一组与诸位友人分享。
送葬队伍经过租界，场面拥挤不堪
送葬队伍人头攒动
1843年11月，上海开埠以后，西人纷涌进上海滩，在以后的百余年间，“上海涌现出众多冠之以‘万国’的事物，诸如万国储蓄会、万国红十字会、万国建筑博览会、万国殡仪馆等等，就丧葬文化而言，近代上海也堪称万国丧葬之博览胜地。”上海的丧葬文化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情景，但最终的趋势还是中外移民相互尊重各自的葬俗，并在碰撞交流中日渐简约与简化。
象征盛宣怀功绩的招魂幡过市场面
长长的送葬队伍
1912年秋，中华民国建立后，盛宣怀回到上海，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。盛宣怀支持袁世凯，二次革命时他希望袁能胜利。1915年日本曾试图拉拢盛，但遭到盛的拒绝。1916年4月27日，盛宣怀病逝于上海。他的葬礼极其盛大，盛宣怀大出殡轰动上海，耗资30万两白银，送葬队伍从斜桥弄（吴江路）一直排到外滩，为此租界当局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。从当时送葬的情况看，规模盛大，当与中国传统的“出殡”丧礼还是有很大区别。这种“大出丧”比之传统的葬礼，让逝者倍享哀荣。
巨大的“奠”字和飘扬的旌旗
不中不西的送灵牌队伍
西方的葬礼中国人葬礼的影响，其最大者莫过于“花圈”。丧仪中的送花圈习俗是近代从西方传入上海的。上世纪初出版的《图书日报》有一则描绘“上海社会之现象”的绘画和短文，文中称：“送葬总要送花圈，向惟西人有之。以鲜花最为高洁，故特陈诸死者之墓，以表敬意；近则华人亦纷纷效之，试观大出丧，除各种仪式仪仗外，必有花圈列入。”近代，这种风俗传入上海，并从上海传到全国，成为中国的送葬风俗。该文作者还以花圈为题作了一首连环诗，该诗从“伤”字起首，顺读为：“伤心洒泪恨绵绵，吊祭凄凉暮雨天；荒冢献花鲜摘得，香云拂墓冷凝烟。”而以“烟”起首，倒读则为：“烟凝冷墓拂云香，得摘鲜花献冢荒；天雨墓凉凄祭吊，绵绵恨泪洒心伤。”诗写得不算好，很是表达了生者的心情与哀思。
100年前的城市治安管理士官
在那个时候，融会中西的丧葬习俗是普遍存在的，一方面当时人充分利用新闻传播媒介，在报上刊登一则讣告消息，转告亲友，取代了派人专程一一报丧的旧制。披麻戴孝、蓬头垢面，一步一叩的大出殡，有碍观瞻，所以在庄严肃穆的大礼堂中举行追悼会更受人们的欢迎，佩黑纱、献花圈、奏哀乐、读诔文很快被人们所接受。而另一方面，仍然有人牢牢地死守着过去的丧葬旧俗。“入土为安”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，通常有更多的中国百姓举行了追悼奠仪后，要大行出殡礼去墓地埋葬。那些离开了故土家园来到城市工作、求学的人士，由于在新居地没有自己的土地可供下葬，往往择期专行移柩大典，用车船载回原籍再行安葬。在城镇，“做七”，请僧道做佛事道场、宴客大吃素斋等旧习依然四处可见。
送葬队伍带着盛宣怀像的士兵
1943年，由国民政府设置的国立礼乐馆，因国内新旧礼俗混乱，婚丧失据等现状，由考试院院长戴传贤邀约内政、教育、铨叙、外交部和礼乐馆、文官处、典礼局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名流、专家、学者，对中国社会的礼仪习俗进行讨论和研究，制订了一套政府颁行的礼仪规则，编成《北泉仪礼录》。在该书第五篇凶礼中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丧仪的细目。这套礼规综合了中西方礼俗，扬弃了传统丧俗中落后愚昧的繁琐之恶，吸收了西方丧俗文明健康、简洁卫生之优，同时更多地考虑到了国民的接受能力，亦显示出传统丧葬俗制的根本性变革过程仍处于进行之中。